日籍火车司机成中共党员 帮运物资铲除叛徒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占领往往比战争更可怕,因为在战争中每个人都可以表现自己是男子汉,而在占领这一暧昧的处境中,我们真的不能行动,甚至不能思想。”1938年，日本侵占青岛后，青岛人民不得不活在日寇的统治下，而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却活跃着一批身手不凡的抗日志士，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战斗在日寇心脏，担负着收集情报、镇压叛徒、运输重要物资等重要任务，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奇功。在这些志士中，有一位特殊的日籍中共党员——火车司机藤九光夫，他在抗日战争中与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周怀清一起，完成了党组织交代的各项任务，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藤九光夫驾驶过的815号列车，左上图为周怀清。

　　藤九光夫：

　　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

　　在青岛的抗日战场上，曾活跃着一位特殊的日籍中共党员——藤九光夫，又名藤九三。在中共党员周怀清后来的回忆中，这位日本人身材较高，脸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言语不多、态度和善，不像其他日本人那样打骂中国人。

　　工作中结识周怀清

　　1940年，与周怀清结识时，藤九光夫不过28岁的年纪。藤九光夫的父亲原是一名日军低级军官，在抗日战争前就去世了。在来中国前，藤九光夫是日本一名普通的产业工人，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藤九光夫被征入伍来华，按规定可世袭其父官职，但藤九光夫服役不久，因冒犯上司，脸上被劈了一军刀，留下了深深的疤痕。他对侵略战争极为反感，多次要求转业开火车，后获准调到青岛，成了一名火车司机。

　　根据《中共青岛地方史》记载，1940年底，中共党员周怀清受南海特委军事部派遣进入青岛市内，以铁路临时养路工的身份为掩护，在大港一带进行情报收集工作。每周回根据地一次，将收集到的情报向组织汇报，或回原籍胶县通过其母(中共地下交通员)转告。为取得敌人的信任，周怀清干活特别卖力，得到日本监工小野学的认可，因此常被叫到小野的住处干活，由此结识了日本火车司机藤九光夫。

　　《青岛革命回忆录》中收录了周怀清的回忆录《怀念日本战友藤九三》，在周怀清的记忆中，藤九为人和善，不像其他日本人那样凶狠残暴。因此周怀清有意接近他，经常给他送些柴火，在交往中逐渐了解了藤九光夫的身世。周怀清获知，当时藤九家有母亲、妻子、4个孩子、两个妹妹共9口人，住在青岛西康路4号楼，生活十分困难。

　　筹集物资开火车运送

　　周怀清将藤九光夫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后，党组织指示，进一步接近藤九，并在生活上给以接济。从此，周怀清在生活上更加关心藤九，先后送大米就送了十几次，总计有六七百斤，两人关系也日益密切。藤九光夫告诉周怀清，日本国内人民生活也很困难，就连高粱面都供应不足，所以日本民众也是叫苦不迭，埋怨不该发动战争，对战争十分反感，藤九甚至还将日军编印的内部小报拿给周怀清看。

　　一次，藤九问周怀清愿不愿意与他合伙做生意，周怀清满口答应，并向组织汇报。组织指示，要重点购买根据地十分缺乏的布匹和药物。周怀清通过各种渠道在市内采购，而藤九通过在医院工作的两个妹妹也弄来药品、药棉等。藤九设法将这些物资藏到他开的货运火车上，由周怀清押运，开到青岛站以西45至55公里处，在胶县小张家庄以北的旷野地段卸货，然后由在此守候接车的中共人员转运到抗日根据地。

　　1942年12月，藤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岛市内唯一的日籍中共党员。入党后，藤九工作更加努力，除继续利用火车司机之便转运物资外，还与周怀清合作，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送信、侦察敌情等任务。

　　投密信铲除叛徒

　　1943年底，原胶东军区南海独立团的一名排长王玉贵，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带领二十余人逃至蓝村车站投敌，被编入日军阿部队。为了讨取日军的信任，王玉贵在蓝村一带大肆搜捕中共的抗日干部，残害抗日群众。党组织决定，在王玉贵还没有取得敌人完全信任的情况下，借敌之手铲除叛徒。胶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县长姜谔生的名义给王玉贵写了一封“密信”，大意是“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抓紧时间完成交付的任务……”密信交由周怀清与藤九光夫设法投递。藤九光夫为了避免嫌疑，特请一天病假，避开自己的车次与他人换班开车。藤九光夫把火车开到阿部队兵营墙外停下，趁鸣笛放汽的瞬间，把“密信”隔墙投入日军兵营，接着跳上火车飞驰而去。几天后，胶县党组织派人到蓝村探听王玉贵的情况，听说王玉贵已被日军逮捕。上级又指示周怀清、藤九光夫进行深入了解。藤九光夫开着火车进入蓝村车站时，只见蓝村一带戒备森然，一派杀气。藤九光夫下车后获得确凿消息：两天前日军在蓝村城阳后壕沟内枪决了四五个伪军，王玉贵就在其中。

　　警告伪团长王云洲

　　胶县人王云洲为国民党一杂牌游击队头目，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公开投敌，被编入伪治安军，担任团长，在胶县、即墨一带为非作歹。为争取王云洲弃恶从善，胶县县委决定，以敌工部负责人署名信件的形式对其进行警告。警告他若为人民做好事，将给他记功，若继续作恶，顽固不化，必得严惩。送信任务交给周怀清和藤九。王云洲家住青岛周村路10号。1944年元旦后，周怀清探知王云洲因事外出，便扮成伪警察，藤九光夫则化装成军人，一起来到王云洲家。藤九光夫在门外放哨，周怀清上楼将信交给王云洲的老婆，告辞后与藤九光夫安然返回，顺利完成了任务。

　　1944年春，日军在坊子车站一带集结，准备到根据地“扫荡”。周怀清与藤九光夫接到上级指示，去坊子侦察敌情。藤九光夫利用出车的机会，穿上父亲留下的军官服，开着他的851次货车进了坊子车站。周怀清穿着藤九光夫给弄来的军装，与藤九光夫下车串街走巷，重点查看了敌人的装甲车、大炮和来往的马队，并记住了敌军的番号。侦察完毕，藤九光夫开车返回，由周怀清向上级汇报。

　　回国后中断联系

　　1944年5月，由于一个敌探养路工告密，引起日伪对周怀清的怀疑和监视。藤九光夫从敌人内部得到了消息，紧急通知周怀清。周怀清立即返回根据地汇报，上级决定不再让周怀清返青工作。从此周怀清与藤九光夫的联系中断。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青岛遣返日军和日籍技术人员，藤九于1946年1月到胶县找到周怀清，提出不回日本，继续在中国服务的要求，但组织动员他回日本继续发挥作用。藤九回国后与组织失去联系。但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

　　徐行健：建立根据地秘密交通线

　　爱国商人聚青搞实业

　　抗战时期，青岛的统战工作主要由中共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领导下进行，骨干成员是徐行健、崔岩、张佩甫等爱国商人为主，他们联络爱国工商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办实业为掩护，向根据地输送战略物资和技术人才。

　　徐行健、崔岩原在东北经商，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引起日本鹰犬的追逐，不得已逃离东北，1934年到山东泰安开办裕通汽车公司，以搞运输为抗日救亡服务。七七事变后，公司的汽车被韩复榘部征用，徐行健辗转到鲁南参加了八路军的抗日工作，而崔岩则来到青岛，担任中日合营的青济胶厂经理。在鲁南抗日根据地，徐行健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做统战工作。

　　1940年，徐行健来到青岛养病，结识了抗战前毕业于山东大学机械系、正在青岛搞实业的张佩甫。张佩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及徐行健，徐行健是他的革命领路人，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张佩甫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开办药厂支援根据地

　　当时青岛日伪统治严密，抗日活动必须十分隐秘。为取得合法身份和立足点，徐行健、崔岩等人团结了一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自筹资金和厂房，于1941年春在奉天路(今辽宁路)208号开办起斯宜药厂，徐行健任经理，崔岩、曲佩光任副经理，张佩甫任厂务主任。徐行健从济南聘来进步青年丁方桐任仓库保管员，他对丁方桐说：“开办药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抗日，现在胶东坚持敌后抗日的八路军缺乏医药，我们生产的药品只要能运到根据地。同时，还可招收一些青年学制药，将来再动员他们到根据地工作。”

　　很快，药厂就生产出止痛片、止咳药水、止血药棉等药品。但日伪政府不准中国人制药，迟迟不发营业执照，生产无法继续。1941年底，斯宜药厂即告结束。药厂虽未办下去，但徐行健取得了公开地位，播下了抗日的种子，聚集了一批地下抗日力量。办厂期间参加办厂的人员和一批负责药物制作的技术人员如曾在因、陈志藻等受到徐行健的教育和影响，进入革命队伍。

　　徐行健：

　　建立根据地秘密交通线

　　智取青济胶厂经营权

　　通过创办斯宜药厂，徐行健、崔岩、张佩甫等结交了一批上层人士，积累了城市地下工作经验，初步打开统战工作的局面。1941年，日军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从市内通向根据地的水陆要道都有重兵把守，根据地物资紧缺，但要想把八路军需要的物资运到根据地绝非易事。

　　当时青济胶厂在青岛四方供销业务的车辆经常往来于市内和胶东几个县之间，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同时该厂董事长是日本人，崔岩是经理，以该厂为掩护，运送物资去根据地甚为理想。因此，徐行健提出，将该厂的大权抓过来，利用该厂开展活动。但当时的技术厂长是德国人，对于开展工作来说是个大障碍。徐行健等人就想办法，在日、德人之间制造摩擦，联合日本人排挤德国人，终于迫使德国人辞去技术厂长职务，崔岩乘机推荐张佩甫任厂长。由此，青济胶厂的生产和经营权就控制在崔岩、张佩甫的手中，也成为了向根据地输送物资、人员的掩护基地。

　　为支援根据地，徐行健等三人在控制青济胶厂的经营权后，又在青岛市内前海沿太平路11号租了一幢独院小楼，开办了罗利贸易行，作为青济胶厂的代销店，兼营西药商品。这两个企业成为向胶东根据地输送物资和技术人员的秘密联络点。

　　打通秘密交通联络线

　　1942年春，徐行健以回乡探亲为名到掖县寻找党组织、八路军。中共胶东区委西海地委各救会秘书长尹涧接待了他，并传达了党组织提出的三点指示：向根据地运送急需的棉布、药品、医疗器械等军需物资；动员经过考察的爱国青年，特别是科技人才到根据地去参加抗日；团结各阶层民主人士，并密切注视敌伪政治军事动向，及时向组织报告。

　　其时，日军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物资奇缺。徐行健等人在组织的具体安排下，用崔岩及其他人的捐款在掖县开办地下纺织厂，以东兴隆商号作掩护，秘密生产棉布，解决八路军急需的被服问题。正在筹备之际，日伪军大扫荡开始，西海地委决定推迟进行生产，直到1943年才开始生产。东兴隆纺织厂聘请了20多名技术人员，雇了三四十名女工，很快开工。这个厂子实际上成了胶东军区后勤部的地下纺织厂，产品都交军区使用。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个厂共生产棉布5000多匹，可制军服35000多套。

　　东兴隆同时也是区党委统战部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徐行健等以该商号为掩护，从青岛向胶东根据地输送物资和人员，形成青济胶厂——罗利贸易行——东兴隆——胶东区党委秘密交通联络线，先后动员30多名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并担负情报传递、来往交通的接待和培训从市内送来的进步青年。

　　为统战工作铺下道路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43年春，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在青岛成立青岛市海外抗敌同盟动员委员会，徐行健任主任，崔岩任组织委员，张佩甫任宣传委员，机关就设在罗利贸易行内。徐行健、崔岩兴办实业、经商理财有方，张佩甫是高级技术人才，这些个人优势便于在实业界活动。他们结交了不少厂主、资本家及工商界上层人物，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并不失时机地以巧妙方式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主张渗透到谈话中，使这些上层人士了解了党的政策，对抗日产生了必胜的信心，为日后的统战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此外，他们还动员了30多名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参加工作，这些人日后都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为革命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

　　抗战故事

　　父亲参战上百次打死敌人百余名

　　讲述人：徐宪徐庆徐进徐明

　　我们的父亲叫徐敏，1918年2月15日出生于即墨县移风甄家庄村一个农民家庭，是家中的独子，读过8年私塾。由于俺爷爷年迈体弱，父亲15岁时便辍学下田种地。当时日本鬼子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常到即墨乡下清剿。为了保卫家乡不受日寇侵犯，乡亲们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自保。1942年冬，父亲开始任村自卫团团长。他在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接受抗日救亡的道理很快，组织自卫团成员站岗放哨，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识别可疑的人进村破坏。1944年3月，父亲在甄家庄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5月至8月，他被派到胶东南海武委会学习，他还将李视远等人带出来参加革命工作。

　　父亲在家乡参加抗战时，由于日寇实施甲保连坐制度，10余户为一甲，百余户为一保，即墨是日伪时期的“模范县”。为不连累群众，平时有急事，父亲就找自己的联络点和抗战家属帮助解决，他们根据情况不断转移，夏天，到高粱地里的青纱帐、树林里；秋冬，草垛里、野草丛等就是他们的宿营地，经常是吃野菜、树叶、树皮，还得瞅准机会打日伪军。父亲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斗上百次，亲手打死了日本鬼子和伪军100余人，日寇和伪军对他恨得要命，非欲除之而后快。

　　令父亲一生最难忘的是1944年的冬天，已进了腊月门，天寒地冻，正值父亲在丰台区武装部任政治干事时，一天拂晓时分，他带领30余人的区小队在移风店大沽河附近西北角堤前村的树林中巡逻执勤。由于汉奸告密，日寇调来了数百名下乡清剿的日伪军对他们进行包围，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父亲带着区小队队员边打边向大沽河边撤退，因敌我兵力悬殊很大，为保存有生力量，父亲与骨干商量决定：由受伤和不会游泳的队员断后掩护，其他人员脱下棉衣和棉裤泅水渡河迅速转移。结果，只有七八个人侥幸泅渡到大沽河西岸平度县境。刚开始遭遇战牺牲的就有五六个队员，加上这次断后掩护英勇牺牲的共计28名队员。每当想起这次遭遇战牺牲的战友们，父亲就痛心不已，尤其是在他病重临终时，望着抗战胜利纪念章，他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