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歌被改唱成《孔子赞》抵制奴化教育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过：只要德语存在，德意志就不会灭亡。

　　数十年前，费希特的这句至理名言不幸被日本侵略者变向解读。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半年后，日寇再次占领青岛，又是一个8年，日本侵略者除了武力侵占、疯狂掠夺外，对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双重摧残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日寇把青岛作为“日华紧密结合”的特殊地区，大搞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让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奴化教育的险恶用心。日寇残酷的镇压和无孔不入的奴化教育，不仅不能泯灭青岛人民的民族意识，反而更加激发起他们的仇日爱国思想，教育、文艺等社会各界不甘屈服、奋起抗争，以文艺为武器抵制奴化教育，抗击日本统治者的文化侵略。

　　日寇在中小学全面推行奴化教育

　　南望观象山，西临济阳路，阳信路2号，一座承载着百年历史的老校静静地伫立在这里。70多年前，当日寇的铁蹄踏上青岛后，崇德中学(现青岛十一中)和其他学校一样，成为了日寇推行奴化教育的基地。

　　作为中共敌后文化工作者，如今90岁高龄的聂希文，1938年就曾在崇德中学就读，广大师生和进步青年并没有被驯化，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加入到了抗日斗争的洪流中，而这所当年的教会老校在当时则成了中共地下党的根据地。谈起当年他们一批爱国青少年在党组织的领导教育下，以文艺作为武器战斗在敌占区的情景时，聂希文依旧记忆犹新。

　　青岛这座港口城市，曾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两次占领，各有8年。1938年1月，当日寇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则全面实施“思想战”，妄图实现其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其中将教育作为侵略工具和维护其殖民统治的手段，在中小学全面实施奴化教育，删改教科书，鼓吹中日“同文同种”。

　　聂希文清楚记得，实行奴化教育最严重的两所学校就是青岛学院和东文书院。青岛学院是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期间日本人办的学校，下设三所高中程度的学校，而他的姐姐聂明当时出于抗日工作需要，就进入到其中的高中宏宇女子学校上学，这些学校主要招收日本学生，兼收朝鲜和中国学生，全部用日语教课，学生均穿日式校服，实行日本法西斯式的管理体制，教师可以打骂学生，高年级的学生可以打骂低年级的学生，这在当时的青岛是很平常的事。其校训校歌充斥着忠于军国主义的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并带有明显的侵略扩张内容和奴化教育色彩。

　　“当时，人们出于爱国仇日心情，尽管要多花一些钱，但还是尽量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去，我当时就去了美国长老会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也就是崇德中学上学。”聂希文说，当时日美还没开战，美国采取中立姿态，日寇对学校的统治相对要轻一些。但即使这样，日本人还是在学校里派了森田和名古屋2名日本女教师，名义上是教日语课，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进行奴化教育和监视师生的活动。

　　强设日语课灌输亲日思想

　　日寇在教育领域特别重要的奴化手段就是在各类学校中强设日语课，还陆续往学校增派了不少教育指导官，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严密监控，动辄以思想行为不轨等罪名迫害进步师生。日本人不仅强令学生学日语，还要教师教日语，由日本教育指导官任教。一次，日伪集中了全市中小学教师在黄台路小学学日语，市立中学的事务主任李清秀迟到了，被日本教育指导官大骂“八嘎”，并被推出门外。

　　聂希文所在的崇德中学虽是教会学校，同样也摆脱不了被日奴化控制的厄运。“日本人还派了一些特务学生来监视我们。记得我们班上就有这样一些‘学生’，他们并不掩饰自己的身份，上课时不听讲，不做功课，玩弄‘袖箭’一类的凶器，模仿日本浪人的架势和装束，大家十分厌恶他们。”聂希文说，当时各中小学使用的课本，都是伪华北临时政府(后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根据抗战前的课本审定改编的，凡抵御外侮、具有民族意识的内容，全被删去，换上些“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之类的东西。

　　日本人利用各种手段向学生灌输亲日卖国思想，在学校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迫害进步抗日学生。他记得，每星期一，日本教育指导官都要逼迫学生参加“宫城遥拜”，即集体朝东方向日本天皇鞠躬致敬。日本教官还定期带学生到日本的“忠魂碑”和“日本神社”去祭拜战死的日本侵略军将士，炫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般市民路过这些地方时，也要鞠躬致敬，否则就要受到日本兵的打骂。除此之外，日本人还任意体罚学生，禁止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并将原童子军团改为少年团，由日本高级军政头目担任顾问与教官。

　　管制魔爪伸向文化领域

　　除了教育领域驯化青少年，日本侵略者还实施了文化管制，并利用他们控制的各种文化工具，大肆进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奴化教育宣传，麻痹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

　　他们把中国人家用的五灯以上收音机一律没收，换成只能收听当地广播的小功率收音机。日伪的广播电台天天播放日本国歌和伪政权的“国歌”《卿云歌》，还有《大东亚进行曲》，以及“旭日升，耀光芒，富士山颠彩凤凰”之类赞美日本的歌曲，到了学校还要教唱这些歌，此外就是黄色歌曲和一些古代的或是低沉的没有朝气的旧歌曲，抗战前带有民族意识的歌曲是绝对禁止的。那时青岛的电影院，多数是日本人经营的，主要是上映日本影片，还演出日本歌剧，内容是宣传日军的“辉煌”战果、武士道精神和打打杀杀的故事。

　　事实上，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青岛一度是一块文学绿洲，优美的自然环境，宜人的气候条件，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像王统照、萧军、萧红、老舍、梁实秋、胡适、沈从文、洪深等无数中国现代杰出作家都在青岛短暂逗留或居住，挥毫泼墨，留下了不朽的华章。老舍那时曾在青岛居住达三年之久，然而“七七”事变打断了老舍一家人幸福惬意的生活，也打断了“职业写家”的创作思路，改变了他的人生使命和写作角色——自此，其作家身份中多了一份抗日救亡的色彩，其笔触也不再是优雅和诙谐，多了一份凝重的气息。日本占领青岛后，进行了疯狂的文化侵略，使30年代一度活跃的青岛文坛也顿时变得沉寂下来，呈现出一片“文化沙漠”的景象。

　　聂希文说，日本侵略者采取封杀中国文化的政策，凡抗战前出版的书刊，一律禁售禁读，市图书馆和各校图书馆抗战前的书都被“下架”封存，崇德中学的图书馆干脆完全闭馆。

　　进步学生组织抵抗奴化

　　日寇残酷的镇压和无孔不入的奴化教育，不仅不能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反而更加激发起了人们的仇日爱国思想。在这期间，全国上下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斗争，崇德中学的师生们也加入到了这场洪流中。聂希文说，当时日语课程安排得很多，但绝大多数同学采取了对抗态度。每当日语教师在黑板上写字时，同学们便从后面的窗户跳出去逃走了。等她回过头来，仅剩下前面几个同学，气得她大发雷霆。

　　在聂希文的记忆中，当时崇德中学的老师徐叔平，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读了他的《咏樱花》，表达他对日寇的憎恨和藐视，至今他还记得其中的两句：“若个风流不结子，东风枉费嫁衣裳。”

　　当时，徐叔平的长子徐文询在老家诸城参加过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后来由于身体原因，随父来到崇德中学读书，他向同学们宣传革命道理，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和进步歌曲，介绍进步文艺作品。1939年，在徐文询的影响和组织下，当时他们初二的十多名学生自发成立起“大众解放中华民族先锋纵队”，聂希文那时才14岁，也参加了这一组织。

　　此时，共产党人李继仁化名曲华来到了崇德中学，他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首先在崇德中学发展了进步学生方勋、尹华、莫易、张辽为中共党员，并于1940年6月建立了中共崇德中学党支部。这些新党员又在一些基础较好的学校、工厂中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市立中学(现一中)党支部及颐中烟草公司党支部。

　　与此同时崇德中学在进步学生中组织抗日救国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宣传抗日进步思想，抵制日伪或奴化教育。

　　组织成立后，在半公开场合下，组织成员把若干富有战斗性和进步意义的歌曲，如《马赛曲》、《大路歌》、《梅娘曲》、《再见吧，南洋》传唱开来，解放区的抗日歌曲，也在一部分学生中秘密传唱。“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半公开刊物《一周》的出刊。”聂希文说，为了不引发太大的政治关注，就用了“一周”这样一个朴素的刊名。因为没有印刷设备，他们使用了冻粉制版的最简易而有趣的印刷术进行印刷，一次可印十几张，每期印十来份，在组织成员和进步学生中秘密传阅。

　　秘密建立红色“图书馆”

　　在当时的日占区，连抗战前出版的一般性书刊都成了禁书，可读的书甚少。“由于日寇的查禁，我们没有课外书读，但我们当时迫切需要进步书籍充实自己的头脑，因此我们不惜冒着很大风险去搜寻进步图书。”聂希文回忆，当时，日苏订有互不侵犯协定，苏联在上海设有“时代出版社”等文化机构，出版一些苏联的文学书籍、杂志，他常常冒着风险买这些书刊藏在家里偷偷阅读，怕被邻舍的敌特机关发现，家人经常帮他把读过的这些书放进炉灶里烧掉。“烧时在锅里放进绿豆和水，我则站在院子里看着，有无火光从烟囱里冒出来。”聂希文认识一位姓王的市图书馆的管理员，经常偷偷借给他一些下架的书。他不仅自己阅读，还拿到学校里借给要好的同学。有时大家对上课讲的内容不感兴趣，便偷偷地把这些书放到桌下阅读，具有爱国心的老师看到，便悄悄提醒：“千万别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要惹大乱子的。”

　　一次偶然机会，他们了解到学校后楼的顶棚上藏着一大批进步书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场秘取“禁书”的战斗开始了。一天深夜，赵宝麟、王允桢和聂希文等几个人悄悄地把学校密室的大锁启开。“眼见一大批藏书，真像许多故事传说中叙述的寻到了无价珍宝那样欢欣。”聂希文说，他们的任务是选书，在黑暗中用手电筒照明，在大堆的书籍中认真挑选。挑好后，他们用被单包好背到楼上旁边的宿舍里，塞进床底下先藏起来。“我们就是这样一本本地挑选，一包包地背出去，真像历史上玄奘经过千难万苦去取经一样，把这批比‘真经’还珍贵的书籍取到手。”后来，这批书籍连同过去从其他渠道弄来的进步书籍一起，分别进行存放并使之流通，形成了地下图书网点。

　　不当亡国奴悄然改歌词

　　冒险用音乐作抵抗武器

　　日本侵略者统治青岛8年，利用强迫施行日语教育及其他一些奴化教育措施，曾毒害过不少青少年，但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不甘心当亡国奴，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和反抗。

　　在青岛国画界有三老之誉的中国当代著名国画家赫保真，以画牡丹著称于世，有“赫牡丹”之雅称，他既会美术又通音乐，1937年在青岛市立中学(现青岛一中)任教，担任美术与音乐教师。1938年日本侵占青岛后，赫保真曾冒着被抓被杀的危险，用音乐作武器，抗击日本统治者的文化侵略，抵制奴化教育，鼓舞了民众抗日的斗志。

　　赫保真的长子赫达生曾回忆，当时父亲在音乐课上为拒用日伪教材，自编音乐教材。那个时候，在抗战爱国歌曲不准唱、汉奸日本歌曲不愿唱、靡靡之音不屑唱的形势下，父亲利用音乐课让学生欣赏经典优美的小夜曲、高昂奋进的进行曲，让口琴队学习吹奏《轻骑兵》《鸽子》等世界名曲。当时学校奉当局之命要教唱日本国歌，不教不行。赫保真就策略地改成《孔子赞》，日本教官听起来就像是用中文练唱他们的国歌，其实大家唱的是“唯我夫子大圣人”，仅仅用了日本国歌的曲调，词是改了的。

　　日占时期，青岛每年要举办全市的校级运动会。由于中国学生常在校外受到日本学生欺侮，因此全市运动会就是大家向日本人办的商校显示威风和“出气”的时机。赫保真为此创作了一首针对性很强的《战歌》，一唱起来就振奋不已，他以激昂有力的手势指挥着大家齐唱、轮唱，伴着嘹亮的乐鼓和拉拉队的喊声，在摇动的校旗下，有一种地动山摇的气势。比赛场上只要冠军是中国学生的，同学们就高呼：“中国人是好样的。”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王文彬，也是赫保真的关门弟子，他在回忆录中也曾提起老师赫保真在气节上的坚守。那时，每年在青岛市礼堂举行中学生音乐会，赫保真抓住这个时机用著名曲谱，改编了两首优美而雄伟的四部大合唱《青岛是仙乡》，以优美的歌声演绎着美丽的青岛，还将古典音乐家韩德尔《哈里路亚》改编为《我爱中华》混声四部大合唱，由于原曲是一首庄严、神圣、欢乐的颂歌，发音上又有共同的音律，与歌词浑然一体，充分发挥了音响效果。为了提高合唱的表现力，赫保真还请音乐家李华萱前来指导，他们携手合力指导大家反复练习，终于，一部气势宏伟的爱国大合唱诞生了。从1939年至1943年，《我爱中华》作为市立中学的保留歌曲多次演出，每次都是最后一个曲目，每次都得到全场观众的共鸣和欢呼。

　　不会说日语挨了鬼子扇

　　讲述人孙为武

　　日寇铁蹄踏上青岛，大搞奴化教育。我的大伯父孙嗣熙抗战时期在青岛读小学和中学，在世时经常给我讲起那时的经历和见闻，我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与大伯的讲述互为参照补充，或可窥一斑。

　　日寇在学校中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迫害进步抗日师生，任意体罚学生，鼓吹中日“同文同种”，利用各种手段向学生灌输亲日卖国思想。日寇要求各校必须开设日语课，并陆续派遣了许多日籍日语教员到校任教。伪教育局督学室的职责之一，便是“奖励与普及日语事项”。日寇迫令各校把日语当作一门主要课程学习，减少其他学科的课时。市立师范学校对学生的其他学科的学习很少过问，但日语不好日本教官可要大发脾气。在一些学校中，课堂点名和课堂用语使用日语，喊操使用日语，教唱的歌也大都是日语歌，学生在校园中见了日本教员必须用日语问好。伪教育局规定，各校每学期举行一次日语比赛；每次比赛，都有日伪高级头目或日本教育指导官监督“指导”，发给奖品。日寇对中国学生学日语除了“奖优”，更要“罚劣”。常有日本宪兵在街头设卡用日语盘查学生，对能说日语的就放行，对不能说日语的，轻则呵斥、重则殴打。大伯回忆，他当时住台东，每天上学需要翻过贮水山到礼贤书院(今青岛九中)上学。有天早晨他遭遇过日本宪兵的盘问，多亏他当时已能说几句日语，顺利通过了，但他身后的父子俩因为不会讲日语，孩子被日本兵扇了巴掌，大人与日本兵理论几句，当场被捆了起来，日本人残忍地放狼狗去撕咬。大伯说，当时自己无力相助，只有满腔的悲愤，但那个恐怖的场面和凄厉的惨叫声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